1953年,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乘马车去180公里外的榆林窟工作途中。

段先生怀着对敦煌文事业的责任心和扭转敦煌学研究在国际上处于落后地位的决心，狠抓研究院的学术研究。我们现在的《敦煌研究》是1981年在段先生倡导下创刊的，这份杂志不仅在中国期刊界赢得了较高的声誉，而且深受国外学术界的关注，是国内外学者研究敦煌学的必备参考，对世界性的敦煌学研究及相关学科产生着重要影响。在段先生主持下，在敦煌艺术、敦煌文献、壁画内容、石窟考古、专题研究等领域产生了许多新成果，还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1983、1987、1990、1994年举办了敦煌石窟研究和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还多次派遣我院的学者到国外参加学术会议。在段文杰先生主持工作期间，使敦煌研究院的敦煌学研究上了一个大台阶。

段文杰临摹品《莫高窟第130窟都督夫人礼佛图》 307×342cm 纸本 1955年

常书鸿临摹品《莫高窟第257窟-北周-鹿王本生部分》 55x70cm 纸本 1943年

由于敦煌地处边陲、生活艰苦、远离城市，罗织人才比较困难。段先生决心自己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热爱敦煌的青年人。高中生送去大专、大学学习；大学生鼓励攻读研究生；还积极争取国外援助，选送专业人员出国深造。段先生为培养人才不惜投入，如20世纪80年代初，他将研究院出版所得的5万元稿费全部用于人才培养。经过努力逐渐培养了一批中青年研究骨干，极大地提高了研究院专业队伍的业务能力和水平。

段先生和日本著名画家平山郁夫先生有着深厚的友谊，平山先生从段先生处得知敦煌的保护研究条件较差，主动捐了2亿日元，用于发展学术研究。段先生认为不要将此捐款随意使用，建议成立“中国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基金会”。基金会成立后，钱虽不多，但每年可为敦煌文物保护、研究和培养人才提供一些资金的帮助。

抚今追昔，我们今天莫高窟的各项工作的开展，都是常书鸿、段文杰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含辛茹苦打下的基础，我们是在他们铺好的路上继续前进。现在取得了一些成绩，那是因为我们站在了前辈肩膀上的缘故，同时又是依靠现在的中青年继承了前辈的优良传统，继续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结果。我个人能力和水平有限，依靠的是各级党和政府的支持，老前辈的指导，大家的共同努力。所有成绩的取得，属于为敦煌研究院的老中青三代全体同仁。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以前辈为榜样，在前辈们所开创的事业基础上，依靠全体同仁，把敦煌的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记者：当年在艰苦的条件下，大家靠什么能够坚持留下来呢？

樊锦诗：我于1962年第一次到敦煌实习，除了莫高窟的洞窟之外，看到的是土坯的寺庙改成的办公室和宿舍，有的房屋原来甚至是拴马用的马房改造的。房子里土炕、土桌、土凳，全是土的，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没有卫生设备。莫高窟远离县城，没有医院、没有商店、没有学校，没有载人的交通工具，周围是戈壁沙漠，气候恶劣，好像与世隔绝。说实在的，当时我很不适应。可是当时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就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里生活和工作，长期厮守，不以为苦。我真是难以想象他们在这里能一呆就是10年、20年，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能呆得下来的？我无法理解。可是，我心中由衷地钦佩他们的精神。特别是常先生当年在法国艺术界已经赢得了荣誉，他能在这儿呆得下去，真是了不起。他们中的很多人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如文革批斗，劳动改造，下放农村，遣送回家等），都痴心不改，平反后一如既往，还是回到莫高窟，兢兢业业地投入工作。有人说他们“是打不走的莫高窟人”，说得很对。这些前辈们的境界很高，就是凭着非要坚持做好敦煌工作的信念，默默无闻地在戈壁沙漠中为敦煌奉献了一辈子，把自己一生精力和智慧都献给了敦煌艺术，献给了敦煌事业。

2008年，我们与中国美术馆在北京共同推出“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受到了观众热烈的欢迎。许多展品是前辈们的临摹作品，这些作品是他们潜心敦煌艺术的成果是他们一生心血的凝聚，是他们探索敦煌智慧的结晶。令人感动的是，他们临摹敦煌壁画既不为钱，也不为评职称，就是以对敦煌艺术的执着追求，全身心地徜徉在艺术的王国里，与古人交流对话，探索追寻敦煌艺术的精髓，把古代敦煌艺术之美，把完美地再现古代敦煌艺术之神韵，作为已任。可以说，敦煌艺术和敦煌事业是他们的全部。

记者：在您看来，守护莫高窟的老一辈学者传递的是什么精神？

樊锦诗：他们所传递的精神，第一个是艰苦奋斗。我1962年到敦煌所见都是那样艰苦，常先生、段先生为首的老前辈来的时候，莫高窟一片破败，其艰难更是可想而知。他们没有被吓退，而是以乐观的态度面对困难，长期坚持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努力工作。第二个是无私奉献。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可是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一些人找不到对象，一些人两地分居，他们的孩子无一获得正常的教育，他们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生活有诸多不便，但他们毫无怨言，仍然坚持为敦煌事业尽心竭力。第三个是执着的信念和追求。我想说的是，这些人并没有因为条件艰苦而无所作为，而是凭着对敦煌的深爱，抱着一定要把敦煌事业搞上去的执着追求，总是以坚韧的毅力，开拓进取，不断把事业往前推进。

这些精神代代相传至今，是莫高窟事业前进的无形资产。现在这里来了很多年轻人，他们继承前辈的精神，从学校出来留在这里兢兢业业地工作，很不容易。今天他们也要承受和克服与家人分居等等很多现实困难，个人和家庭也要做出牺牲。他们能坚持在敦煌工作，我也很钦佩他们。这就是莫高窟精神代代相传。

记者：最初的石窟壁画抢救和保护是从临摹开始的，在临摹过程中传达古人的精神是一个难点，那么，如何看待临摹呢？

樊锦诗：段文杰先生说过，临摹就是研究。我理解临摹敦煌壁画，不是照葫芦画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绘画。因为我们临摹对象是敦煌壁画，敦煌壁画是文物，文物临摹有它的标准和要求，文物的临摹必须表现文物的客观现状。那么，怎么才能按照文物要求临摹好敦煌壁画呢？首先要研究，要深入学习琢磨，研究敦煌壁画，探索古代不同时代绘画的内容、特点、技法、程序、神韵，弄明白古人是怎么画的以后，然后要研究用什么方法将它再现，怎样临摹才能将时代特点和神韵表达得更好，这是一个研究过程，一项研究工作。所以说敦煌壁画临摹是文物范畴的研究工作，是敦煌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领域。既然敦煌壁画临摹的是文物，它的临摹标准，即是以临摹对象文物的客观存在状貌为标准，我们始终以此为标准，探索敦煌壁画的临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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