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母校误解的建筑师

南加州大学曾经培养出两位普利茨克建筑奖得主，弗兰克·盖里便是其中一位。几年前，中国建筑师马清运被聘任为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院长。走马上任时，他首先约见了弗兰克·盖里。“我本来期待见到一位像孔夫子那样留着长胡子、白头发的中国老头，没想到是位年轻的中国建筑师来见美国白发老头。”弗兰克·盖里这样打趣。

在那之前的20年，南加州大学对于弗兰克·盖里并不友好，校园里很多重要的建筑并没有选择由他承担，校长甚至还在公开场合批评过他所设计的洛杉矶迪士尼音乐厅。

“我的母校对我并不友好，这可怎么办？”

“我可以让新任校长跟你见面，把这件事澄清一下，实际上还有很多误解。”

“必须是校长亲自见我，我是不会去见他的。”

弗兰克·盖里和马清运之间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对话。

“他认为误解应该由产生误解的人来解除，而不是由他来努力争取。当然，他也不缺任何建筑项目，他这样做是希望南加州大学认可他的价值，这也是我出任院长后做的第一个工作。”马清运告诉记者。

最近，弗兰克·盖里接受了南加州大学名誉教授的头衔。在南加州大学的网站上，出现了他下学期将在建筑学院授课的信息。

“弗兰克·盖里在建筑形式上贡献非常巨大，但是长期被误解被忽略。”在周榕看来，弗兰克·盖里并不擅长为自己“辩护”：“这个时代不欣赏沉默，沉默就会被埋没。像美国的一些建筑师，不靠设计而靠演讲和写书出名。弗兰克·盖里却只有作品集，没有言论集，也没有建筑专著。”

周榕还记得10年前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看到的一幕：弗兰克·盖里刚刚结束了演讲，观众席就有人站起来大声说：“我闻到了一股恶臭，只可惜现在的人早已香臭不分了。”盖里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只是笑着做出擦汗的姿势。

“弗兰克·盖里以造型艺术为出发点，用合理的技术以及设计手段，进行严密的控制和建造过程中的管理。很显然，他的这种形式是很多人都能想到的，但要达到大尺度的建筑成品，需要强大的技术和能力，这实际上是弗兰克·盖里作品中不为人知甚至被忽视的一点。” 马清运表示。

几个月前，毕尔巴鄂古根海姆被票选为30年来最重要的建筑。对此，弗兰克·盖里轻描淡写地对记者说：“有人听说这个消息之后，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自己并不知情。”无论是荣耀还是攻击，弗兰克·盖里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不是救世主，也不想去拯救什么。我相信建筑的内涵，我对每一个工程都尽力而为，但我不知道世界发展的趋势，也不知道它未来的样子。”

应对经济危机

去年80岁时，和所有人一样，弗兰克·盖里经营了47年的建筑事务所也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冲击。他筹备五年的两个项目——洛杉矶的“格兰德大道”和纽约布鲁克林的“大西洋院”都被推迟，事务所不得不裁员50%。

如今，在中东阿布扎比，古根海姆基金会又在筹建另一座古根海姆博物馆，他们再次向弗兰克·盖里发出了邀请。“最初我不愿意做这个项目。因为它太遥远了，是一种新的文化，我年龄太大，难以弄懂它。但这项工作可能帮助我度过经济危机。”在与建筑评论家克里斯多佛·霍索恩的一次谈话中，弗兰克·盖里曾经这样说。

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这不是他事业的低谷：“因为经济危机而停工的两项都是商业工程，我们在中东却有新的进展，这两个方面可以相互抵消。现在的办公室确实比以前小一些，不过我工作得更有效率。”

这不是弗兰克·盖里第一次来到北京。早在六七年前，他就曾造访此地。如今，66岁的雷姆·库哈斯建造的CCTV大楼矗立在北京核心区；60岁的赫尔佐格与德·穆龙参与的“鸟巢”已完成了奥运场馆的使命；72岁的保罗·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早已投入使用，而耄耋之年的弗兰克·盖里并没有留下任何印记。

“我很乐意到中国内地来工作，”弗兰克·盖里告诉记者：“你如果认识想让我建房子的人，告诉他来找我。不过要快些，我已经老了。”说完，他爽朗地大笑，露出洁白而健康的牙齿。

弗兰克·盖里在亚洲的作品并不多。在香港，盖里接下了太古地产位于司徒拔道53号的项目，这是他在亚洲的首个住宅项目。在此之前，盖里在亚洲的唯一一个作品是日本神户的“鱼跃餐厅”。

在北京三里屯Village北区，“弗兰克·盖里设计展”将一直延续到12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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