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利加特港的圣母》要抓住两点“利加特港”和“圣母”。

看过达利的宗教画的人不难发现，他的圣母总是同样的相貌——他的爱妻加拉，他一生中唯一爱过的女人。

利加特港的圣母，整个背景是达利的家乡利加港的风景。1929年秋，他和爱人加拉曾私奔到此利加港，度过了一段十分艰辛而又充满真爱的时光。之后利加特港成了他作品中的常见题材。我们可以想象让他魂牵梦萦的还是爱妻加拉。

达利一生最重要的大事，就是认识他永远的爱人加拉。关于他们第一次约见面有这样一段描述：“他本想利用象征性吸引她注意，他把衣服撕破剪碎再加以翻改，脖上挂珍珠项链，耳朵后插天竺葵花。刮腋毛时，把皮肤划破，把血涂身上，然后再抹鱼胶羊屎油混和在一起的混合物。但是远远一见到加拉的裸背，像遭电击，立即决定终止这个毛骨悚然的约会。”[6]

从他这样的典型行为可对应到他的作品往往有两种力量的撕扯：一种是代表二十世纪迷失的潜意识怪诞力量，另一种是代表加拉的爱与美的力量。

加拉原本是超现实主义派诗人保罗·爱吕雅的妻子，比他大了九岁(一说十二岁)。1928年他们一见钟情，达利的父亲得知儿子和有夫之妇来往和他断绝了父子关系。达利失去了经济来源，只能靠卖画和影片和约为生。加拉成为达利的母亲、妻子、密友、模特儿与灵感的泉源，还是女神和经纪人。她的到来，对达利起到了神秘的心理安定作用。四年后(一说三十年后)他们结为伉俪，充满自信的加拉开始为达利安排一种严谨而又安谧的创作生活。加拉是他不可或缺的感情支柱，是他不知疲倦的助手，更重要的是她常常把趋于冒险、耽于狂妄的达利从荒诞的意境中拉回现实世界中来。[7]因此，人们提到达利，必然提到加拉，仿佛没有加拉，达利就不完整。

达利说，他爱加拉胜于爱父母、毕加索和金钱。他对自己的艺术生涯曾做过这样的总结：“1930年我身无分文地被赶出了家门，而今天我获得了世界性的成功，主要是得自上帝的垂顾，安波达(达利的故乡)的启发，以及一位卓越女性英雄式的自我牺牲，那就是我的妻子加拉。”[8]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潜意识里包括受压抑的性欲望和性冲动。因此，达利的早期创作中反复出现的这种困扰是与他的性焦虑相关联的。达利的青年时期常处于极度不安与极度恐惧之中，这种恐惧是与女人和性有关。然而，达利与加拉之间的关系对他改变女人和女人形体的看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画着加拉，我就越接近崇高。”达利把加拉比做圣母反映了加拉对他的重要，他对加拉的依恋和崇拜。《利加特港的圣母》中的和平，宁静体现了他对他们两性关系的满足与和谐。

[1]崇秀全、周绍斌 著：《凡·高自画像的美学分析》，成言艺术，第三十一期，2006.6。

[2]读图时代 特别企业划：《达利画传》， 时代文艺出版社，长春2004年1月第一版，第110页。

[3]叶丹 著：《夏加尔 恩斯特 达利》，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2年7月第一版，第112页。

[4] 《达利画传》，第112页

[5] 萨尔瓦多·达利等著：《达利谈话录》，译者杨志麟、李芒 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第77页。

[6]中华世纪坛艺术馆 编：《萨尔瓦多·达利》，科学出版社，北京2002年7月第一版，第65页。

[7] 《达利画传》，56-60页。

[8] 《萨尔瓦多·达利》，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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