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3月04日 15:10
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洪鹄

字号:T|T

0人参与0条评论 打印 转发

在开始这个实验前，郭海平曾猜想“精神病人和艺术家是不是只有一纸之隔”。他很快推翻了这个结论：“差太远了，我们在地上，他们在天上，现实太沉重了，所以他们才魂不附体，灵魂出窍。”

为期三个月的祖堂山实验很快结束，郭海平走的时候，张玉宝和王军都哭了。郭海平答应他们：要开设一个“艺术病区”，继续让他们画画。他以为这不是一件难事，甚至很快也争取到了江苏福彩中心的一笔资助资金。但医院拒绝了他的提议，院方和家属都担心，画画这样的“刺激性”活动会使病人兴奋、失控;而郭海平提出的为了让病人们保持精力和灵感而减少药量的要求更被视作不可想象。

“事实上，画画的时候他们专注、平静，在那段日子里他们的状态明显好过平时。”郭海平说。他翻开了祖堂山医院七病区主任王玉当时的治疗笔记：“2006年10月，张玉宝参加该项艺术活动，他的艺术天赋令人惊讶，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天都在创作，甚至对未来也有了打算，他说他想做一个艺术家。”

张玉宝在此一年半前被诊断为重度精神分裂，多次意图自杀。

如何让他们继续画下去?“癫狂的艺术”展后，他遇见了法国人波斯特。波斯特是巴黎一家原生艺术画廊的老板，所谓“原生”，即指精神病人艺术家。波斯特和郭海平一样，有感于“正常人的表达、艺术都被模式化了，唯精神病人才有真正意志自由的表达”。2005年，波斯特画廊的销售额大概是100万人民币，卖出了好几幅10万以上的精神病艺术家的作品。

郭海平的眼睛亮了，他要做原生艺术在中国的拓荒人。

基因

年轻的时候，郭海平也“疯”过。他从来都是任性的人，后来是“花了很大力气才把自己控制下来的”。

20岁之前，郭海平自诩过着“没魂”的生活。他不爱读书，早早辍学，在塑料厂当印刷工，每天只觉得胸口憋闷、空虚、暴躁，无聊到恨不得去坐牢。有一天，他碰到了一群人，“画画的，每个人都特别朝气，特别有事做”。他毫不犹豫地被吸引，继而沉迷。“很快连班都不想上了，每天只想做画画一件事。晚上装睡，把窗户糊起来挡住光连夜画画。”

21岁，郭海平出走过一次，目的地是香港—邓丽君歌中柔情万千的自由世界。他在江门的海边等着气垫船，打算随便爬上一只冲到对岸澳门的海滩上。所幸没等到，“否则必死无疑”。

邻居跟他父亲说：你儿子疯了。

但他父亲的儿子确实疯了，不是郭海平，是郭海平的大哥郭恩平。他优秀的大哥，一心想参军，因为父亲是右派而不得。郭恩平开始狂热地读《毛选》，逢人就喊“毛主席讲得太好了”。家里来了公安，来了医生，大哥被带走了，诊断为精神分裂症阳性。

十岁的郭海平目睹了父母从此是怎么小心翼翼地做人，又是怎样在医生的嘱咐下严格命令哥哥服药。四十年，他曾经高大的哥哥整个人萎缩了一半，如今走不了几米路就满身大汗。

或许真的有疯狂的基因这回事。画画之余，曾对读书厌恶至极的郭海平开始疯狂地读书，看得最多的是艺术家传记，梵高的《渴望生活》、《亲爱的提奥》，罗曼·罗兰写的贝多芬、米开朗琪罗，直至尼采、伍尔夫。精神疾病与艺术创作之间纠缠相依的关系一直吸引他，令郭海平相信，在“疯狂”和“天才”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神秘联系。

“在我的经验中，只有那些极富智慧、对事物极为敏感，不甘平庸、愿意在自己精神世界中沉醉和冒险的人，才最容易与现实发生冲突，并在精神上留下障碍。”

不满足于艺术史里流于浅表的解读，郭海平开始钻研心理学，从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读到福柯、拉康，逐渐自我更新了对疾病尤其是精神疾病的理解。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明示：疯癫到18世纪末方被确定为一种精神疾病，这表明了一种对话的破裂，在现代安谧的精神病院中，现代人不再与疯人交流，自恃理性者让医生去对付疯癫。

郭海平说自己如醍醐灌顶。

上世纪80年代末，南京市团委开通了全国第一个心里咨询热线。郭海平由于常在报纸上发表关于探讨精神疾患的短文而被请来做主持。“有精神疾病的人比我想象的还要多得多。”而与此同时，郭海平感觉这个时代对于精神疾病的沉默和恐惧也胜于任何一个前朝。

2005年，在“病：我们时代的艺术”展上，郭海平的作品是一个灰色的立方体。它看上去很轻，实则很重，里面布满了暧昧的缠绕，令人无法谈论也不愿谈论—就像精神病一样。

祖堂山医院的王玉医生就是在这次展览上与郭海平结识的。她也是艺术爱好者，并且在内心对于现代医学对精神病的粗暴诊疗有所怀疑。她支持郭海平的精神病院艺术实验。

郭海平只是遗憾，哥哥不能画了。四十年的氯氮平(精神分裂症常用药)将郭恩平摧毁得不成人形，他早已痴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