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美人图之裘装对镜

明耀在宫廷美术中的雍正的形象，与他在政治史中的形象是完全对不上的，这真是一种奇异的分裂。

孟 晖

《十二美人》

赵广超 吴靖雯著

紫禁城出版社

2010年5月第一版

128.00元

《十二美人》一书定名为“博古幽思”的那幅图中，美人身后右侧博古架第二层内的宣德红釉僧帽壶，其真身此刻就在紫禁城午门的《明永乐宣德文物特展》上盈盈亭亭呢！要看的快去呀乎嗨！

实际上，红釉僧帽壶上方，博古架顶层内只显露部分的宋汝窑三足洗，也曾现身于紫禁城延禧宫的陶瓷展。至于左侧架顶层的宋汝窑青瓷无纹水仙洗，则如《十二美人》书中指出，实物可能就是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那一件。水仙洗下层的所谓“白玉四足壶”，则在郎世宁绘雍正、乾隆二人合像的《平安春信图》里再次出现，这同样是早被行家注意到的细节。

乍看起来，简直没有比《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此据朱家溍定名）更“写实”的画作了——也许，用更传统的“写真”一词来概括这一组作品的特点，要更为合适吧。每一个细节都描摹仔细，在文物或文献中，这些细节基本上都可以找到具体的实物对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仅仅不到三百年历史的一组美人画，今人的读解却如此破碎，甚至在作品的定名上都未能达成一致，便似乎是很奇怪的现象。如在最新一期的《紫禁城》杂志（188期），扬之水就发文指出，《十二美人》一书定名为“烛下缝衣”的一幅，实际上乃是意涵庄重的传统题材“补衮图”的又一次呈演。扬文《刺绣·补衮及其他》中的考论绝对让人信服，然而，在确定“烛下缝衣”一图实为“补衮”之后，仍然无法打消我们将这幅图与“晴雯补裘”情节联想到一起的冲动。沈从文先生早就发出的论断：“这十二个图像还可作《红楼梦》一书金陵十二钗中角色衣着看待，远比后来费小楼、改琦、王小梅等画的形象更接近真实。而一切动用器物背景也符合当时情形。”（《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516页）依然是回音袅绕，无法撩断。从这个角度来讲，巫鸿《陈规再造：清宫十二钗与〈红楼梦〉》（《时空中的美术》，北京三联书店）中的相关探讨实乃逼近真相的一次重要推理。

不可否认，赵广超、吴靖雯两位先生所著的《十二美人》一书，提出了富有见地亦相当全面的分析，不过，若是能再进一步，把近年以来各家学者、专家关于《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的议论、探讨一一列录于后，读者到手的不仅有“一卷美人”，同时还能观赏诸家之于这一套美人画的缤纷读解，那绝对会是赏心乐事一桩。

迄今为止的这种多解的局面，其实意味着作品所涵信息的异常丰富。奇特的情况是，随着研究者对图中信息的破译愈为深入，画面之于现代观众反而愈显隔阂。好残酷啊，随着世道的天翻地覆，让画面得以组织成形的那些游戏规则已在无人察觉之中雨散云收，一去不返，这种丧失让我们似乎注定永远地站在雾障烟迷的彼岸。依照今日关于写实与幻想的定义，我们怎么能够容忍，既对手炉、银火壶之类日常器物照实勾勒，又在窗外画上寓意化的红色蝙蝠？“裘装对镜”在起稿时完全照搬了一幅前人画作《闺秀诗评》，然后开心地添加各种也许是雍正喜欢的居室布置细节，甚至模仿他的书风，把他于雍亲王时代所作的《美人把镜》诗描摹在背景挂轴里，我们这些“原创”崇拜的信徒，当然不免瞠目的反应。顺便爆料，曹雪芹在设计刘姥姥初见凤姐的环节时，也使用了与“裘装对镜”惊人相似的“图稿”。

也许，多个方面的“二重性”是这一组作品的特质之一，如写实与寓意、“时式”与“古样”、想象的文人生活情境与真实的宫廷室内设计，等等。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并存，应该也算是作品的“二重性”的一种，可以说，这是一组“雌雄同体”的作品。中心人物连同其时尚化的发式、服饰、首饰，以及“对镜”、“补衮”、“望归”、“梧桐纨扇”之类的主题，俨然在玩味“闺阁”心情；周围的环境却基本与这些女性无关，满布雍正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一部分代表着他真实拥有的堂皇富丽，一部分代表着他向往的文人清雅，二者没有边界地杂混在一起。话说回来，似乎这种“雌雄同体”性是存在于传统仕女画中的普遍气质，或者可以解释何以画中美人们总显得突兀，与周围的环境不相协调。这些美人不是生活在自己的闺房里，而是陈列在男性士大夫所愿望的居室中、园林内。

于是，墙面贴落中出现落款董其昌的书法、四王风格的绘画，这一类现象也就没啥奇异了。十二美人图上，清晰强大、无所不在的其实是雍正的形象，是他的性情，他的好尚，他的梦幻。

由于朱家溍先生的敏锐，通过保存至今的清宫造办处档案，这一组作品得到了在时空中的相当清晰的定位：

雍正十年……八月廿二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司库常保持出由圆明园深柳读书堂围屏上拆下美人绢画十二张，说太监沧州传旨：着垫纸衬平配作卷杆。钦此。

十二张美人绢画原本是一架围屏的屏面，伫立在圆明园的深柳读书堂内。不见任何理由的说明，1732年，围屏上的十二位美人被拆换下来。于是，在我们的视野中，这一架美人屏风的第一次显形，竟是被毁灭的一刻。资料档案经常就是这样，像文艺作品一样充满内在的紧张性。若是换了日本人或英国人，此条档案大概早就转化成艺术电影的开场镜头，或者悬疑小说、历史言情小说的首章了。

伴着拆换而来的，便是被捐弃、被遗忘的命运，竟然应和了“秋风纨扇”（“桐荫品茗”一幅的主题）、“拈书怕觌鸳鸯字，自执时钟叹岁华”（“持表观菊”墙面贴落中的诗句）的怨题。直到两百多年后的二十世纪下半叶，这些绢画不知经过怎样个过程，流转到故宫延禧宫库房，卷裹在雍正十年秋天被改装时所配的杉木卷杆上，与沈从文、朱家溍们的人生交错。哪位文学家能写出比这更苍凉，更神秘，更有怨怅感的传奇呢，甚至《牡丹亭》里的“拾画”、“叫画”也难比什一。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凤凰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