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全国“申遗热”升温，目前有包括杭州西湖在内的35个景区正式备选“申遗”。相对于“申遗”期间的巨大开支，“申遗”之后保护费用稀缺已成普遍现象。而申遗后的景点门票普涨，不禁让公众质疑其已成为各地政府的敛财之道。（8月23日《新京报》）

近来，各地以“重金”打造“申遗项目”已不鲜见，据媒体报道：“中国丹霞”地貌申遗各项费用达十几亿元，开平碉楼为“申遗”花费1.36亿元，安阳殷墟投入2.3亿元，五台山单是景区整治和搬迁就开支8亿元，就连年财政收入不过2亿元的崀山所在地新宁县，为“申遗”竟也投入了4亿多元，其中银行贷款1.55亿元。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各地景区为何如此热中“申遗”，重金“申遗”究为何？

我们虽不能说所有的“申遗”景区都是完全出于商业目的，但从一些景区“申遗”成功后景点门票普涨的情况看，很难说当地政府“申遗”的目的不是在为自己开辟一条可以坐地大收其钱的财路。如意不在此，怎么会“申遗”一成功，就不约而同地大涨景点门票价格呢？在一些地方官员看来，拿到了一块“世界遗产”的“金字招牌”，就抬高了景区的“身价”，就扩大了景点的知名度，就会吸引国内外的众多游客的关注，就有资格和条件提高景点的门票价格，从而使这块“金字招牌”变成地方政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滚滚财源。

如果各地的“申遗”是为了提升宝贵而稀有的遗产价值、增强社会保护、爱护、珍惜遗产的意识和观念，倒值得赞许和敬佩；但如果仅是为了以此让游客多掏腰包、为地方大敛其财，那就实在不敢恭维了。

平心而论，中国现时的一些著名景点的收费标准，其实已经很不合理，许多自然天成的景区为何游人只有交了几百元钱才能游览呢？古时有一种山大王，常常占了一个山头，便要向过路人强收买路钱，嘴里还要念念有词道：“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我们现在的一些官员，把自己辖区的青山秀水一“圈”，就公然设岗收费，这和山大王有何区别呢？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今年在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表示：“大陆景点观光费用非常高，寺庙等历史景点是老祖先留下来的，不应收高费用。黄山、张家界、九寨沟等是中华儿女共同享有的，不应收取高达300元的门票”，对大陆一些著名景区的高收费提出了意见。当然，景区门票票价太高，不是蒋先生一人的感受，其实各地游人对景点的票价也早有批评和非议。

本来游人对一些著名景点的票价早有不满，而一些经常出游的“驴友”也因此更是不堪重负，在此种情况下，一些“申遗”成功的景点再把门票价格进一步提高，就会更加加重游人的经济负担、加大出游的成本，增加老百姓的不满。如果“申遗”不能给游人带来民族自豪感而只能给游人带来经济负担的话，那这样的“申遗”最好打住，游人倒还不如在没有获得“世界遗产”的“金字招牌”的景区里游览。

所以，笔者以为，“申遗”的目的必须正确，无论如何不能把“申遗”成功，作为此后让游人多掏腰包的敛财手段。如果财力不足、甚至还要靠贷款去“申遗”，以获得向游人多收费的“金字招牌”的话，那就更应该及时地歧途“勒马”、放弃“申遗”，免得既掏空了地方财政，又给广大游客增加了经济负担。（于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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