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特鲁伊特 作品 装置

格林伯格认为，和极少主义仅仅产生“新奇”或“震惊”的方式截然不同，现代主义的作品带给观众的是一种“审美的惊奇”（aesthetic surprise），而且对于观众而言，这种审美体验是永恒的。然而，虽然这种审美体验能够永恒，但好像又无法言说，仅仅对于一个正在欣赏一幅现代主义作品的观众来说才是有效的。问题就在于，哪种审美判断才是有效的呢？在其后不久的《批评家的怨言》（1967）一文中，格林伯格才给出了答案：

审美判断来自于、且内在于对艺术的直接体验。这些判断与体验相辅相成，而不是通过反思冥想所得。同时，审美判断也是无意识的，也就是说，你无法选择是否会喜欢某件艺术作品，就像你无法选择糖发甜、柠檬发酸一样。[21]

不难发现，格林伯格这里的论述明显具有康德式的先验色彩，即强调审美判断是无目的的，是瞬间完成的。即便如此，审美判断仍然无法解决自身的有效性问题。格氏又进一步解释到：

由于审美判断是直接的、感性的、未加深思的和无意识的，因此也就谈不上那些规则标准和条条框框。但是在潜意识中，总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定性原则（qualitative）或准则。否则审美判断就会成为纯粹的主观臆断，而且那些长期以来关心、关注艺术的人所达成的共识也无法体现审美判断。[22]

尽管格林伯格的观点仍有些含糊不清，但他却给出了答案，即审美判断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是在既定的准则下才产生的。那么，这些既定的“准则”又是什么呢？显然，这些“准则”与作品的品质（quality）有关。格氏谈到，“对于艺术而言，你所能期待的只能是品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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