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一个社会或地区发生剧烈变化时，外界会比较关注。近年中国大陆巨大的社会变革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中国策展人胡昉用「此消彼长」来形容两岸近年来艺术影响力的替换。台湾艺术界人力和资源的流失也反映了这一变化。台湾艺术家或策展人去大陆拓展他们的专业舞台并不是件坏事，画廊业者或艺术投资者去大陆分享市场大饼的动机更可理解。但是如果认为大陆的当代艺术生态和环境比台湾健康，或者更有生机。我认为有相当程度的误读。

今年四月我曾应邀去哈佛大学演讲。我的讲题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盛世危机」。三十年来我一直努力为中国当代艺术鸣锣吹号，现在要唱一点反调。我在演讲中说：「市场热改变了当代中国艺术的边缘状态。主流社会由反对、怀疑逐渐转为允许和参与。但由此也促使艺术社群出现了结构性的改变。献身艺术不求报偿的艺术家少了，追逐名利滥竽充数的多了；独立思考有学术理念的批评家少了；写广告卖文吹捧的多了；因热爱尊重艺术而收藏的藏家少了，以投机赚钱为目的而收藏的多了。这三部分艺坛players素质的降低与市场的飙升恰成反比。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潜在危机。」目前大陆最令人担心的是：当代艺术虽然某种程度上赢得了合法地位，它的批判身份和主体性却有减弱的趋势。有的艺术家沈溺于新的 「三大」 、 「三高」：大画室、大作品和大展览；高价格，高消费和高头衔。而丧失了对艺术的真诚，对社会的敏感和关怀。

对比两岸艺术界的状况，胡昉作了较深刻的分析。他同意台湾年轻艺术家的创作心态比较正常的说法。他觉得大陆艺术家比较注重景观性，注重与文化产业、文化等级相联系的东西；而台湾艺术家则更注重主观性的东西。两者关注的点不太一样。台湾艺术家会有一种基本训练，如去访问消费社会，去了解艺术知识生产的过程。也认识到艺术在社会中如何争取空间。与大陆相比，台湾艺术家相对比较天真，所以作品具有诚实性和真实性。可能它的强度正是来自极端的个体现象、个人智慧和个体方式。

胡昉以台湾影像作品的创作实践为例，他认为陈界仁这一代的作品和候孝贤、杨德昌运用电影直接讨论社会、讨论生活的运动息息相关。台湾的文化工作者不是泛泛地讨论身份问题。他们关心的是创作与台湾文化情境的关系。他们的美学形态是这个特定情境中产生的文化意识。虽然台湾的尺度比较小，但社群的互动能力很强。这就构成了台湾现代文化很强的一种传统：即以一种批评的方式介入到现实情境中中。和大陆比较，台湾艺术界比较离散化。艺术家更多是代表自己。也不会轻易说自己是谁的代言人。他们不依附于一个政治实体或文化群落。很多年轻艺术家喜欢做社会项目，不一定有某种很强的艺术取向，而是将艺术作为开放的介入社会的方式。

胡昉所指的「离散化」和前文所说的「疏离」正相呼应。也许这正是一个事物积极与消极的两面。近年来我留意台湾艺坛有许多有意义的讨论，涉及政治文化干预、艺术市场价值、西方话语权等许多重要问题，十分令人振奋。我们也希望看到台湾学者对台湾当代艺术的创作特质和人文价值作更多的讨论和介绍，幚助外界走近来观察「疏离陌生」的艺术现象。自我肯定才能被别人肯定。我很同意王家骥所说：「一个任凭当代艺术发展囿溺于边缘的社会，其文化注定也是边缘而肤浅的。而台湾之所以一再只能处在国际政治、社会、文化与艺术的边缘位置，似乎也与台湾整体社会如何对待这些重要的课题有关。一个不能自重与自我拉拔的文化，自然很难在国际间博得自己的尊严，更别说是受到推崇与敬重。」

台湾艺术的位置不在大陆，也不在西方。台湾艺术的位置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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