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界仁作品

曾经困惑的文艺青年

台大附近温州街的狭小空间，是台北文艺青年的聚集地。狭促的楼梯旋转至二楼是陈界仁的工作室，正厅靠窗摆着一张桌子和两张椅子。两个半小时的采访，烟灰缸里的烟头越来越多。50岁的陈界仁满头泛灰的短发，他习惯穿黑色纯T恤配黑裤子，穿着人字拖往来于工作室与家，也许只是口袋里装了点钱和钥匙。

如果镜头回到陈界仁的儿时，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是有名的世界工厂。那幅画面，如同解严后的1988年，陈界仁第一次到北京所看到的景象。到处是灰色的刚硬、标准化建筑，无数的加工厂及穿着工服的劳工。走到哪儿都是一股呛鼻的煤球味。

这种成长记忆中铭刻的氛围感，被陈界仁带入到大部分的作品中。他的作品总让人觉得线条很硬、灰色及弥漫着幽微的压抑。

在创作之前，陈界仁的困惑期算得上很长。

他自言小时候不会念书，只好随天性去画画，念了高职。但是高职对他来说是个形式主义的地方，既没有传统的精神，也跟现实无关。二十出头的他，伙同一群朋友，借由在西门町蒙上黑布，大吼大叫半小时，结束。当时正好是台湾增额“立法委员”补选的时刻，政治的气氛很敏感，后来情治单位还一直在查这件事。偶尔，陈界仁会到温州街附近的地摊上找到一些盗版的《马克思主义》、《30年代中国文学》。但陈界仁在当时与所谓学院派几乎没有任何接触，没有进入所谓的“艺术圈”。

二十几岁，他也开始赚钱。他到动画公司打工，甚至有机会到大陆发财致富，但他拒绝了，“我不想成为一个纯粹赚钱的机器”。

1988年，陈界仁二十八岁。这时候的他有很多困惑。为什么会有“戒严”？为什么父亲会跟着国民党过来台湾？为什么房地产暴政可以随意剥夺人的居住区？最重要的是，自己是谁？

他想不清楚，做什么事情的动力都没有。直到1996年，接近快八年的时间，他靠摆地摊的弟弟养活。三更半夜的街上没有人影，他游荡着，毫无目的地幻想。常常一天说的话只有“老板，给我一包白长”。

长长的独居生活带来了一些后遗症。“若一天内必须要打三通以上电话，就好像有很多工作”。多年后，他回忆起来，自己也有些懵懂，“我真没想到时间过得那么快”。提起当年对弟弟的依赖，他的声音有少许的尴尬，却也觉得温情，“这是家人之间的相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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