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科医生贩婴案”中的“杀熟”与“滥权”

方绍伟

最近，陕西省富平县爆出了惊人的“产科医生贩婴案”。该县妇幼保健医院的产科副主任张淑侠，在过去几年时间里，利用职权之便，多次以新生婴儿有病和难以养活为借口，在劝说家长同意“放弃”后将其贩卖。被骗者多与张淑侠是同学、同村关系。也就是说，“熟人”都被这名医生卖了。事实上，该医院有贩卖新生儿嫌疑者，不止张淑侠一人。截至8月8日，当地警方已接到相关报案55起，其中涉及嫌疑人张淑侠的达26起，警方已立案5起。

在震惊愤怒之余，人们更多的是陷入困惑：不是说“出门靠朋友”、“熟人好办事”吗？熟人怎么反倒这么冷酷无情？这“杀熟”到底是怎么回事？职业道德如此败坏，基本的社会信任难道都毁了吗？在国家医院里，“杀熟”又是怎么成为可能？是什么性质的制度漏洞导致了如此这般的权力滥用？

事情涉及信任问题。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信任，是建立在“人情信任”或“制度信任”的基础上的。在传统社会里，由于流动性和制度化程度比较低，“人情信任”成了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信任形式。随着流动性和制度化程度的提高，“生人社会”逐步代替了“熟人社会”，生人之间的社会信任只能靠“制度信任”来保证。但是，在“人情信任”惯性大且“制度信任”由于配套规则缺位而不充分的情况下，社会信任就出现了“人情信任”和“制度信任”混合共存的状况。

本来，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等平常事情，通过一般的社会安排就能顺利完成，但许多人却总是“不放心”，而选择采用特殊的人情安排。也就是说，制度运转的不畅导致了制度信誉太低，这反过来又导致，对制度运转相对通畅的事情，人们也习惯于用“人情信任”来解决。这就是“信誉-信任-信心”因果链的奇妙之处。欺诈熟人往往就是在“人情信任”惯性较大的情况下发生的。

“道德机会主义”冲动

“产科医生贩婴案”中“杀熟”现象的发生，存在着三方面具体原因：一是“道德机会主义”的冲动，二是“熟人社会”的不稳定性质，三是“制度失灵”和“权力滥用”的背景。

“道德机会主义”冲动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唯利是图的人不怕风险而作奸犯科，其故事或案例经过各种渠道传播开来之后，就形成了一种社会氛围。在这个过程中，最可怕的是一种“恶性攀比心理”的常态化，这不仅包括“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和“大鱼吃小鱼，快鱼吃慢鱼”，更包括“别人都杀人放火了，我小偷小摸又算得了什么？”的扭曲心态。在一些“坑蒙拐骗”的人那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隐蔽和阴暗的道德观：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被称作“本分”，不是因为其本身堂堂正正，却是因为别人杀人放火，自己不过是小偷小摸。

这种扭曲的道德观导致了“有好处先捞”和“顾现在不顾未来”的“短期行为”，如果再与个人潜意识中的“犯规心理”和“反契约意识”相结合，就会更倾向于为自己的不良行为找外部借口，就会更倾向于“铤而走险”和“置底线道德于不顾”。

张淑侠在贩卖婴儿之前，就有过在私设接生诊所内接生后收取人家400元的事；在犯案过程中，她还向人索要100元的“处理费”，收下了人家送的“50斤面粉，还有一大袋馍馍”。一个人贪小便宜到如此地步，在卖掉一名男婴能得2.16万元的诱惑面前，她岂能不彻底疯狂？

如果说“信誉-信任-信心”是社会信任问题的因果链，那么，在“道德机会主义”这里，“信仰-信念-信用”便是作奸犯科者的驱动链。正是因为一个人的信仰里除了“实利主义”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如“天谴”或“报应”），他/她才会完全沉溺在“拜金主义”的信念里，而不怕自己毫无信用。当然，信用可以装点出来，欺诈熟人的“杀熟”就是自我掩盖的手段。

被“杀”的圈外熟人

一般的理解，是把民间社会大致分成“圈内社会”与“圈外社会”。可实际上，“圈外社会”是“生人社会”，“圈内社会”却可进一步细分成“熟人社会”和“亲人社会”。所以，“熟人社会”介于“生人社会”和“亲人社会”之间，具有“亲密化”和“生疏化”的双重特征。一般人不大注意的是，决定“熟人社会”是偏向“亲密化”还是偏向“生疏化”的，是交往关系本身的一些具体特征。

一般来说，人际交往关系包括“一次交往-重复交往”、“间接交往-直接交往”和“单一交往-多样交往”三个方面。如果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偏向于一次交往、间接交往和单一交往，那么，熟人关系就偏向于“生疏化”，这样的“熟人社会”也就更接近于“生人社会”，这样的熟人其实是“圈外熟人”。相反，如果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偏向于重复交往、直接交往和多样交往，那么，熟人关系就偏向于“亲密化”，这样的“熟人社会”也就更接近于“亲人社会”，这样的熟人就是“圈内熟人”。

显然，“杀熟”现象就是在熟人关系更偏向于“生疏化”，更偏向于“一次交往、间接交往和单一交往”的情况下发生的。“杀熟”往往是杀“圈外熟人”。在“产科医生贩婴案”中，被骗者“多与张淑侠是同学、同村关系”，其中包括张淑侠小学同学的儿媳妇、初高中同学的儿媳妇、熟人的堂弟媳等等。接生本身就接近“一次交往”，加上这些关系又都是“间接交往”关系，而中间人也往往与张淑侠是“单一交往”，即便其中有逢年过节也走动的亲戚，其交往关系显然也更倾向于“礼仪型”而非“重复型”和“多样型”。上述情况非常符合“杀熟”的基本条件：足够熟悉却不足够了解。

熟悉则不防，不防则“被杀”。“杀熟”利用的正是“人情信任”的惯性心理，这种心理定势，一方面是对“自己人”的信任，另一方面则是对“生人”、“外人”的不信任，即“信任过度”与“防范过度”相互加强，“套近乎”和“歧视欺生”相互对应。结果，“互惠的急切心理”导致了“亲熟模糊效应”，熟人之间便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幻觉”中进入了情不自禁的“杀熟圈套”。

在其中一起案件中，被骗者也曾发现蹊跷，但却因信任而没有深究。具体情景包括：张淑侠抱着婴儿走出医院住院部时，还与孩子父亲打了照面；张淑侠用很凶的语气对产妇的婆婆（即张淑侠初中同桌，介绍该产妇来该院生产者）说，孩子胳膊和腿都断了，你不看，心里不难过，你看了，回去老难过；产妇听到哭声，想看孩子，却遭来张淑侠一阵恶骂；张淑侠给两个孩子的嘴巴进行清理（可如果已经决定不要孩子了，又何必要清痰呢？）；张淑侠拿来五六页纸让产妇签字，说找不到她的丈夫，而其丈夫在产房门口没有挪步；张淑侠急冲冲进病房，让产妇赶快出院，说9点医院要查房，如在9点之前出院，可少交一笔钱；临走前，其他医生建议产妇办出院手续，张淑侠却说，不用管，赶紧走，车都找好了，等等。如果是生人，张淑侠绝不可能如此为所欲为。

正是过度信任导致了受害人心理不设防，人的心理防线垮了，警觉意识就溶化在“人情信任”里了；在别人的陷阱里乖乖就范时，心里给自己的暗示还依然是“熟人还能骗人吗？”同样的心态也发生在传销、保险推销、证券推销、兼职猎头、售房推销、淘宝店商品推销，甚至是记者爆料等事情上。

“杀熟”中的“短期心理”，往往使本来有重复交往潜力的关系也变成一次交往的关系。在“财迷心窍”或“鬼迷心窍”的极端情况下，“杀熟”甚至演变成“杀亲”，出现“兔子专吃窝边草”的悲剧。

制度缺失导致滥用权力

但是，如果制度没有漏洞，许多“杀熟”事件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在“产科医生贩婴案”中，按规定新生儿的病情确诊应该由儿科医生来判断，产科大夫无权下论断，可张淑侠却一切包办了；还有，如果孩子要被带离医院，必须要有3个以上值班医生签字，而数起案件中值班医生皆未履行职责；产科主任高文平称，自己和张淑侠同为副主任医师，两人分工不同，业务上以张淑侠为主，而高文平主要负责行政事务，“业务上的一切活动到她那到头了，她的指示是最高指示”；事后，被追责的医务人员甚至颇为不平地说，下属怎能挡住领导的行为呢？最后，放弃治疗新生婴儿的处理有什么应该履行的正式程序？

张淑侠能够滥用权力，显然是制度漏洞和散漫习性为她开的绿灯，是相互制约的缺位给“杀熟”开了大门。没有这种对每一个人来说都似曾相识的“制度失灵”，张淑侠就无法如此随意地利用他人的信任和羞耻心理而“靠山吃山”，这当然也是该院院长和分管医疗工作的副院长等3人已被免职的原因。

（作者系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