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院子里把划亮的火柴往空中丢，说完“让它们照亮祖国的山河”，外婆就追出来了。然后我们把外婆当阶级敌人打两枪，和战友们一起撤退到弄堂里。弄堂里，父母们在议论当年的另一部电影《早春二月》，萧涧秋的爱情让他们无心管教子女了，听任我们从高高的水泥板上跳下来，一边叫：“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那是多么纯洁的年代，就像康德喜欢说的，一个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一个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1980年，谢铁鹂导演过一部电影叫《今夜星光灿烂》，影片描述淮海战场上，我军电话员小于救下了上吊自杀的贫苦姑娘玉香，一来二去，姑娘意欲以身相许，小于不知所措，他对姑娘说：“同志……”玉香很淳朴地回说：“俺不叫同志，俺叫玉香。”当年的这句台词南北风靡，遗憾的是，等全国人民终于都像玉香一样领悟到“同志”的全部内涵，“同志”这个词在三十年岁月里所积累的道德准则和整片星空开始慢慢出现其他意思了。

I LOVE MY MOTHERLAND

1979年和1980年，在我看来，是共和国电影的一个分水岭。《今夜星光灿烂》对“同志”的挪用是一个桥段，《庐山恋》对“祖国”的征用就是一次试水了。

用祖国来表达爱情，《庐山恋》不是第一次。1951年有一部著名的影片叫《翠岗红旗》，影片讲述，江猛子告别新婚妻子向五儿随军北上，留在后方的家属遭到“铲共团”的残酷迫害，多年以后，成为师长的江猛子率军剿灭翠岗山的敌军，胜利的时刻，已然长大的儿子领着妈妈来和父亲相会，俩人互相叫一声对方名字，饱受煎熬的五儿问丈夫：“猛子，你，你回来了？”猛子说：“是，我回来了。”停顿一秒钟，他说：“我们的队伍回来了。”然后镜头切向山坡上凯旋的战士。

经受了非人岁月的夫妻俩，见面以后连一个拥抱一个握手都没有，但当年观众全部热泪盈眶，既为胜利，也为感情，而火红年代的最高爱情表达，就是猛子和五儿一个方向一个眼神凝望翠岗上升起的红旗，他们看着红旗，战士也看着红旗。这就是“共同体”，共和国最温暖的涵义。

1957年，《柳堡的故事》是同一题材的一个青春版，而且，影片的主题曲也表明，这是一个试图讲述战争年代爱情的故事。1970年代之前出生的人，谁都会唱《九九艳阳天》，“十八岁的哥哥”和“小英莲”成为当年最美好的名词，不过，与其说这个影片唤起的是广大人民对爱情的渴望，不如说它以革命的名义收编了爱情力量，而且，这种收编，在那个年代，显得如此美好如此必要又如此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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