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无论对这本小说还是作者都不用过多介绍。翁贝托·埃科自己都觉得奇怪，没想到他的符号学理论和一系列小说在中国受到如此欢迎，尤其是他的第一部小说《玫瑰的名字》，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已经有了三个不同的中文译本，这还不包括台湾译本。不过上海译文出版社刚刚推出的第四个译本仍然值得推荐，不是为了证明埃科的小说有多么畅销，而是因为这个新译本是第一次根据意大利文原版引进。根据埃科的诠释和过度诠释理论，任何译本的翻译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误读的过程，撇开译者本身的水平不谈，尽量根据原文而非译文转译，就成为了减少误读发生的最大可能。

《玫瑰的名字》，【意】翁贝托·埃科著，沈萼梅 刘锡荣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3月第一版，定价：33.00元

埃科从1978年3月开始写作《玫瑰的名字》，他说写了这部小说，只是因为他想写小说。但是他没有绝对没有想到这本涉及中世纪宗教题材的小说1980年出版后会如此畅销，迄今为止全球销量1600多万册，还被翻译成三十余种译文。更为离奇的是，这本全球畅销书，竟然还能引来学术界无数人的研究和追捧，学术专著，研究论文不计其数。我们再看看类似题材的畅销书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被学术界批得一无是处，挖苦，讽刺比比皆是，这种残酷的冷遇已经预示了这两者之间微妙的差异所在了。有学者认为《玫瑰的名字》这种看似矛盾的成功其实正凸显了后现代主义文本的典型特征，因为这类小说所表现的一个深层次矛盾就是，它在精英与大众艺术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联系的桥梁，它巧妙地既使用又误用了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规范。另外，正因为我们的文化处在一种裂变中，专业化成为了时代的大势所趋，那么类似《玫瑰的名字》这样的杂交性质的小说努力的方向便是通过借助历史、社会学、神学、经济学、哲学、符号学、文学等多种话语去探讨和颠覆这种裂变。当然，为了方便接下来的解读，我们可以把这部小说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来讨论：文学与历史、神学与哲学、大众与文化。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认为文学与历史是水火不容，因为历史的指涉对象是真实，而文学的指涉对象是虚构。但是这种论调现今早已遭到了质疑，因为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永远达不到历史的真实，我们永远回不到过去，我们只能通过以往的文字记录还原某种程度上的真实，历史受到那些记录者本身的制约。于是，历史开始与文学一样，变成了一种叙事，具有了虚构的特征。《玫瑰的名字》开篇中，埃科信誓旦旦地说他在1968年8月16日得到了一部名为《梅尔克的修士阿德索的手稿》，并随后多方查询考证这部手稿的真伪。他得出的结论是这部手稿发生的故事是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这位名为阿德索的修士，在1327年11月末，亲眼目睹了某修道院为争夺一部珍贵的历史手稿而导致的连环凶杀案的发生。随后小说的叙述者正式转换为当时还年轻的见习僧阿德索，他跟随他的导师，一位学识渊博的方济各修士威廉，用培根式的推理和演绎的能力，查明这宗连环凶杀案的凶手。阿德索成为了那段历史的见证者：“我有幸成了那些留在后人记忆中千古流传的事件的见证人，此刻，我正是在为作这历史的见证而记述。”见证是为了凸显小说的真实性，增加它的吸引力。从另外一个意义讲，这也是一种对历史的解构和反讽，当我们无法真正重返历史时，只能用这种反讽的方式重新召回过去。

埃科曾谈到他的小说和对其所做的符号学理论的阐释，他的大意是说，反讽可能是当今时代我们能够保持严肃的唯一方式，我们的世界没有纯真而言。我们不同的话语受制于不同的语境，而且话语总是先我们的言行而存在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无法忽视话语，所以我们只好通过反讽式的戏仿表明自己意识到了这种无可奈何无法回避的事实。《玫瑰的名字》中修道院中的谋杀案一点点被揭开时我们才知道，仅仅是因为一部书，一部珍贵的亚里士多德的手稿。这个颇具反讽意味的场景表面上昭示了神学与哲学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其实是预示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永恒命题。当最终威廉很不解地问及豪尔赫为何有这么多书，唯独这一本书是他这么害怕时，豪尔赫做出了如下回答：“因为那是‘哲人’所写的书。亚里士多德的每一部书，都颠覆了基督教几个世纪以来所积累的部分智慧。神父们谆谆教诲的是圣言力量之所在的道理，而只要波伊提乌评论到哲人的话，圣言之超人的神秘，就变成人类范畴和演绎推理的拙劣模仿。”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没有明言，但亚里士多德和培根代表了进步和真理，但是做出这种选择的不是阿德索和威廉，而是背后的现代叙事者，即作者。我们的作者埃科很显然用一种现代的观点和思维重新定义了中世纪的历史，以现代的方式召回历史，并对其进行重新排序、认知和书写。

埃科的这部小说的畅销与他巧妙采取的形式很有关联，他很好的利用了侦探小说的形式，甚至在角色设置方面也采用了华生和福尔摩斯这种典型的搭配。这种把中世纪的宗教史和侦探小说混杂在一起的手法已经屡见不鲜，但是埃科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打破了那种惯常的叙事方法，即利用了传统叙事的视角，同时又打破叙事的连续性和小说的结构。与此同时，他还巧妙地设置了修道院这个狭小的空间，并逐渐把这个空间范围随着谋杀的发生逐步地缩小，从修道院到图书馆，从图书馆到迷宫，从迷宫到更为狭小的暗道，这种空间的变换无疑也是暗合了读者心理的变换。总之埃科很好地利用了通俗文学的样式，用其包裹起一个精致的密不透风的外壳，而读者想要打破这个外壳，看清内部的构造，唯一的线索就是“玫瑰之名”。

其实，“玫瑰之名”只是在小说的最后出现过一次，而且是以拉丁语的形式“昔日玫瑰以其名流芳，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如果你要问“玫瑰之名”到底意指何谓，我只能说不知道。事实上，自从小说出版后，这个名字的意思已经有很多人猜测了。埃科有两次解释过这个书名，但也是完全不同：一次，埃科向记者承认，书名的灵感来自莎士比亚，因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另一个名字便是《另一朵玫瑰》；另外一次，埃科又向别的记者解释说，“玫瑰之名”是中世纪用来表明字汇含有无限力量的措辞，“例如，艾伯拉宣称只要有‘玫瑰’这个名称，玫瑰便是存在的，即使没人见过玫瑰，或者玫瑰从不曾存在过。”其实这个书名我根本不在乎它对别人代表和意味着什么，我有自己的美好联想，我对这个名字的解读是，它让我想起了“柯尔律治之花”：如果一个人在梦里穿越了天堂，并且收到了一支玫瑰作为他曾经到过那里的证明；如果他从梦中醒来的时候那支鲜艳欲滴的玫瑰还在手中……那么，又会怎样？我想我会赞同博尔赫斯的回答，会认为这种感觉妙不可言，完美无缺，“因为在柯尔律治的背后，是一代代情人渴望得到玫瑰的那种普遍而古老的幻想”。

这就是我对这本小说的名字的想法，一个美丽而又妙不可言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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