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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包十年》封面

活着的废墟 2003年2月西班牙，巴塞罗那

在从巴黎开往巴塞罗那的长途汽车上，我花了六个多小时写完关于巴黎的游记。时间化成文字，文字铺展成厚厚一沓儿稿纸。坐在旁边的西班牙老头不时冲我点头微笑，虽然他完全看不懂我写的是什么，但是却一定看得出我在写很好玩的事情，因为他看我写着写着就会自顾自笑起来。后来我主动找老头儿学西班牙语，也不贪多，学会四句话就已足够：你好，谢谢，对不起，再见。

当我用生涩的西班牙语跟老头说再见的时候，刚早晨六点多。巴塞罗那还没睡醒，懒洋洋，黑糊糊，冷飕飕，接待着我这个异乡来客。

我要找的青年旅馆在市中心，得坐几站地铁。巴塞罗那地铁站给我的感觉并不好，没有人气，偌大的地铁站连一张广告海报都没有。眼前几个人影晃过，长相雷同，似曾相识，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这时又有一个所谓长相雷同的人钻进地铁，此人矮矮胖胖，软软的头发趴在头皮上，腮帮上的胡楂儿泛着青光，与脑海中的形象完全吻合。一拍脑门，桑丘是也。出了地铁，晨光中的巴塞罗那让我方向感顿失，在三个当地人肯定的指引下，我拖着大包小包绕了半个小时又回到了刚刚上来的地铁口，再次看到那个熟悉的地铁站牌，饥寒交迫的我几乎晕倒。

找到青年旅馆，却被告知已经客满，需要等有人退房后才能安排房间。好在我在等待名单中排第一个。坐在公共休息室里看电视，一个日本女孩主动跟我打招呼。问一些从哪儿来、哪儿人、去哪儿之类的问题。疲惫的我不走大脑地应付着，答案也是简约得不能再简约：巴黎、中国、米兰。她又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巴塞罗那，我说是。于是她递给我一本装帧精美的小册子，封面上写着“巴塞罗那——高迪的城市”。

在巴塞罗那的随后几天几乎成了寻访高迪的旅行。贴着“Made by Gaudi”标签的建筑物像一块块骨骼，支撑起整个巴塞罗那。

比如米拉公寓，外形像一个巨大蜂巢；奎尔公园，在雕塑中可以看到山川的起伏变化；当然还有圣家堂，高迪把对宗教的信仰化为对自然的皈依。

究竟是怎样一个高迪，有着怎样的大魄力，才能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后世建筑界顶礼膜拜的“上帝”？

高迪出生在一个手工艺世家，上代和上上代都是铜匠。追溯更古远的祖先，甚至还能找到铁匠、木匠。遗传基因让高迪天生具有良好的空间结构能力和雕塑感觉。我甚至相信高迪作为雕塑家是先于他作为建筑师存在的，因为那些铁片、马赛克、毛石、镜面、甚至碎瓦残陶在高迪看来都可雕可塑。我还相信高迪同样是一个出色的音乐家，因为我听到那一块块砖瓦是凝固的音乐，那波浪的建筑曲线是流动的音乐，那绚烂的色彩是绽放的音乐，一切都是美的旋律。

圣家堂是高迪最伟大的作品。他把生命中最后46年都奉献在这里。1926年 6月 7日的黄昏，像往常一样，高迪完成当天的工作从圣家堂到市中心的圣菲利普教堂做礼拜。他漠然于繁华的街道，脑海中仍在构建圣家堂的壮丽——这里应该用到什么结构，那里该用什么颜色，尖顶的线条是否太突兀……就在一刹那，一辆电车驶过，所有结构、颜色、线条都被封印在他的头脑中。

五天后，西班牙举行国葬， 72年后，高迪被宗教界追封为圣人。巴塞罗那成为这起交通意外的最大受益者，高迪的若干建筑作品每年为这座城市带来超过五亿美元的旅游收入。但是悲剧毕竟是悲剧，他死了，圣家堂也死了——人们相信真正的圣家堂只存在于高迪的头脑中。虽然直到今天它仍在被续建，每天还有大量游客在这里穿梭往来。但这只是一座活着的废墟，没有人可以将封印重启。

1926年，就在高迪去世后不久，一个日本年轻建筑师到巴塞罗那考查地铁项目。当看到没有完工的圣家堂时，他惊呆了，我看到东北正面与西北面的半圆形墙面已经建好，但圆顶还没有完成，抬头可见灰蒙蒙的天空。鹰架被搭到了钟楼顶端，巨大石块上的浮雕环绕着钟楼。雨中，我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了圣家堂。这个年轻的建筑师名叫今井建治，回到日本后仍久久无法忘记圣家堂带给他的巨大震撼，从此放弃了对地铁设计的研究，成了高迪的狂热追随者。

后来年轻人变成了老教授。老教授走上讲台，讲的仍是高迪，讲着讲着，老教授竟盈着泪，说不出话来。他那些自命不凡的学生们听不下去了，对教授由尊敬变成不屑，一辈子跟在别人后边，能有什么出息？有个学生偷偷溜出教室，买了张机票，来到巴塞罗那，要看看高迪到底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学生叫石山修武，当他看到未完工的圣家堂时，感受到的震惊并不比老师少多少。他把圣家堂阐释为被现代主义封印了的神话世界，神话世界通过废墟与现代连接，而圣家堂就是这样一座活着的废墟。日本人讲话总是这么悬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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