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微笑的留声机不会让人有说话的欲望”

BQ：“杨访”强调了“人性的温度、世界的宽度、理性的深度”，那么这三个维度是何时确立的？

Y：这三句话是慢慢总结出来的，实际上大家确按照这样的默契在做，关于人性的温度，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是单单去做些名人或者成功人士，我们一定要在他们的故事中找到和大众相关的事情才会去做，希望还原出他们的喜怒哀乐，设想你去采访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只说自己的专业，那出来的就是学术报告了。理性的深度，这是一个深度访谈，我重视被访人思想的呈现，他们对这个时代有想法，他们在自己的领域有引领性，他们对人生和社会有批判的意识，把这些展现出来就是一种理性的视角。电视类访谈节目后来更多的都在走情感线、故事线，我觉得这种理性的探讨就尤为显出自己的意义，电视并不是一个感性的载体，它还是应该对社会对时代有深度发言的能力。世界的宽度是这样，这得益于我的教育和海外留学的背景，所以对我来说，从来不会局限一个地区，而且现在全球化下，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多了，《正大综艺》时代走马观花看世界的模式已经不再适用，在那个时代国人特别趋之若鹜的旅游方式是去那些微缩景观，满足于在迷你的“埃菲尔铁塔”前摆个POSE照相。“杨访”立意于提供一个深度和世界对接的平台。

BQ：同样是要呈现“世界的宽度”。东方卫视潘杰客的《21@21》开播一年就关停了，你觉得节目中外宾出现次数很多，而且完全用英文交流呈现，是不是对于国内观众而言有些远？

Y：我当时就觉得中国人的视野不应该只局限于自己的国家之内，即便结合了制作经费、收视率的考量，国际政要（嘉宾）的访问也是节目树立之初就确定下来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也成了“杨访”的一大特色。我们当初给出的标准，一是这个人知名度要足够，我曾做过柏林市长的专访，收视率就一般，后来加入了妮可·基德曼、朱丽·比诺什这些中国观众熟悉的人物；第二是他的故事要具有传奇性；第三就是在电视编辑上，我们会加上后期制作的小片，为大家介绍当时的时代背景、人物背景，不再是就我们俩坐那儿就事论事，而是让观众通过补充介绍有更全面的感知。

BQ：能不能举个例子？

Y：比如采访查尔斯王子，他在我们的镜头前，回顾了出生时白金汉宫的情形，穿插了很多的历史照片和影像，大家就会知道这是一个一出生就注定要成为国王的人，他一直在人们很高的期许和压力中生活，人们就会理解他的某种害羞、某种拘谨。很有意思的一点是，采访时我关注到了他的手，非常的大而且粗糙，那是一双农夫的手，查尔斯就告诉我他很喜欢田园生活，他有自己的有机农场，特别喜欢打马球，喜欢在乡间别墅的生活。这一点，戴安娜就不一样，戴妃是个喜欢都市时尚生活的人，这是他们间的差异，如果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观察，卡米拉却恰恰是喜欢这些的。查尔斯还喜欢和他种养的作物交谈，这曾被世人耻笑，但是后来的科学研究表明，植物的确会对人的倾诉有所反应。三十分钟的访谈要扩充成五十分钟的节目，同时又让大家看得有滋有味，所以说电视访谈往往是个团队的工作，它后期编辑量是非常大的。

BQ：通过聊天，你好像非常容易和采访对象打成一片，这是天赋还是后天习得？

Y：电视不是一个说教的场合，人们需要看到鲜活的人和生动的故事，同时人们又在只是简单地听个故事之外有多一点点的期许，我要做的就是多这“一点点”，电视作为大众传媒的性质，不像写书可以就一个问题不断深入下去，电视节目有自己的节奏，它的吸引力，我们要找到访谈的方式是适合电视的方式。

BQ：那么，你提问的技巧是什么？

Y：和平媒的采访不同，与专家学者间的对话不同，我会让对方先产生一些画面感的问题，比如我会问杰克·韦尔奇，你第一次进入到你大大的办公室的感觉。第二，我把自己的采访定位为温柔地对峙，虽然女性先天比较有亲和力，容易让对象卸掉心防，但是我会在采访中每过一个节点的时候，提出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来刺激他继续谈话的兴致，一个主持人表现出对嘉宾谈话内容一无所知，或者毫无自己的思辨能力，那就是再有亲和力，也会让对方失去谈性，他会觉得自己只是在对着个留声机说话，一个微笑的留声机是不会让人产生说话的欲望的。

BQ：一个采访者首先是倾听者，但是如何把倾听由被动化为主动，我想听听你的技巧？

Y：我觉得采访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完全的接触，这包括你的眼神，它包含着怀疑、挑战、惊喜或者是保留、犹豫，都会进一步刺激采访对象阐发自己观点的欲望，然后你要用话语去挑拨他的思维，逐渐激活这个气场。“一个生动的故事比一万个道理都好。”

BQ：“杨访”十年来收视率既有高点也有低点，这个过程中，你是怎么协调的？

Y：首先我对收视率没有偏见，我并不认为收视率是万恶之源。就像一个做报纸的，总希望多卖几份，一个做节目的怎么会希望观众越少越好呢，这是不可能的。但我的确不认为收视率是惟一标准。所以这中间就有一个很微妙的平衡，也是一个痛苦的平衡。“杨访”采访对象都定位在对时代或者他们各自的领域具有引领性的任务。不是仅仅因为一个人出名了才去采访他，而是我认为他有的可说了，才去采访他。这个就会过滤掉很多很多收视率高的人，特别是当我采访国际嘉宾的时候。在电视圈里有一个现象，只要是说外语的，收视率就会跌一半，这个是没的逃的，因为很多人是在听电视，一说外语，马上一半的观众就没有了。但是我们还是有三分之一的嘉宾是国际嘉宾，你要知道采访一个国际嘉宾的国际差旅费用是其他节目的五倍！从我做企业来说，这在商业上不是最划算的，从我做传媒来说，这在收视率上不是最划算的，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也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笑）。

BQ：我知道你中学的时候特别喜欢看《约翰·克里斯朵夫》，一个理想化的英雄形象。这回我看到“杨访十周年庆典”你选的那三位嘉宾，马云、李连杰和冯小刚。他们都是有理想主义情结的人，但是又都选择了一种理智的方式去做事。这是不是也是你个人目前的一种价值取向？

Y：我是12年前开始做人物访谈的，那时候我对自我的定位就是，我是一个职业记者，不需要发嗲，我不代表我个人，甚至从来不说我是某某的粉丝，我很崇拜谁。因为我觉得在节目里我是代表观众来提问的。但是那时候有点儿装老，惟恐别人轻视自己。现在我觉得比较轻松，自己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关键是看问的问题的水准。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能够把自己的理想和社会的需求结合在一起而且还结合得很好，是非常了不起，非常有运气的。我觉得这次我们选的人物是韩寒、姚明，还有刚才你说的三位，他们都有自己的坚持，但是他们都在一个时代里产生了尽可能大的社会影响，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具体到我个人来说，我并不觉得我具有他们那样的天赋，无论是才华方面还是头脑方面，其实我是个中等资质的人，但是我赶上了很多机会，我有机会把这些人的一些内在的东西，像做一个收藏一样地收藏在《杨澜访谈录》里面。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分享。我觉得我跟他们是不是产生共鸣并不是很重要，我就是一个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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