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刚才你提到了做企业，其实你现在的身份不仅是个出镜的主持人，也是老板，是制片人，你怎么看待自己这一身份在你采访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

Y:比如说你没有体会过成功，体会过财富，体会过做一个企业的困难和声名的高低起伏，可能同样一个问题，对方就不觉得你问得真。而我采访企业家，可以抛开富豪榜问到一个关于现金流的核心问题，他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可能是想着管理层怎么调整的问题。因为我知道一个企业家在外面为一个企业撑门面的时候，他必须说那样一套话，那是他的责任。但是他一定有他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要想的事，无非就是这些问题。所以我有过自己的经历和体会，我问的问题就比较真，他们就不太容易糊弄我。就像有些人说他不在乎名利，我只要一个怀疑的眼神他就不敢再继续说了（大笑）。我觉得其实是时间给了我一个内在的东西，使得我的嘉宾更认真地对待我。我觉得这是一个优势。

BQ：这个问题可能不大友好。在采访你之前，我做了个小调查，很多普通百姓觉得你没有原来那么可爱了，他们也不再期期都像看《正大综艺》一样巴望你的节目，但你在“杨访”中的转型无疑得到了更多精英群体的价值认同。

Y：现在的电视一定在走向一个分众化的时代。不同的节目定位不同，都需要回归平常，不要企图心太大，又赢口碑，又赢收视。比如说我做的“天下女人”，在同时段的收视都是在前三到四名。这就是一个与人们谈天说地的节目，不必负载什么文化的含量。而“杨访”就是一个深度的，希望能够直指人心和对时代有所反映的节目。它是在礼拜六晚上11点这样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时段，我们就能保持在0.1到0.15之间，在同时段差不多是第十名左右，比起很多访谈类节目，我觉得也不算差。

美国CBS“60分钟”的制片人唐·休伊特跟我说，不管你做一个多么认真和严肃的东西，你无非要讲一个好故事。所以，美国的新闻圈儿里，大家每天开编辑会的时候，都是问“what's your story?” 而不是去问你今天要说什么道理。所以我觉得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我要说的那个故事是不是足够好了？如果我增加一些拍摄量，也许会做得更好，但是目前的产业结构下就没有预算去做这个事情，人其实永远是在不完美的条件下努力实现自己梦想。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一个生动的故事比一万个道理都好，但是用访谈的方式去讲故事的确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不能够戏说、回放、假设、表演，本身有一个很大的制约，我一直在努力突破这些。

BQ：你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有什么想法？

Y：我认为我越做越觉得这个节目是有价值的，当我把姚明前后八年，三次采访的镜头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人的成长史。如果通过一个节目能够看到一个人的成长阶段，并且在各个阶段的时候都能捕捉到他对社会的影响力，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媒体人不可多得的一种机会。给我激励的就是CNN的拉里·金，他今年80岁了，做了50多年的记者，从电台开始做。他说他已经采访了上千人，他说“几千人都接受了我的访问，那又怎么样，这只是我的热身而已”。他80岁的时候，会有一种热身的感觉。当然，我并不想做到80岁还在别人的眼前晃。我认为时间和经验给我带来的让我能够更有效地做人物访谈的那些东西，我正在积累，而且并不觉得现在已经达到了最佳的状态，我认为再做10年会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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