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当代”艺术总监 秦思源

国内三大艺术展会中艺博、艺术北京、上海当代，要属“上海当代”的命运最为跌宕起伏，2007年第一届是令人惊艳的开门红，120家参展画廊里欧美占了一半；2008年第二届急转直下，创意总监Pierre Huber退出，惹来疑云四起；2009年第三届，上届的展会总监Lorenzo A.Rudolf也辞职离去，新总监秦思源临危受命，终于不负众望，我还记得当时艺术家们奔走相告，好评如潮的热闹场景；今年是第四届，它面临着“艺术香港”的咄咄威势以及“中艺博”和“艺术北京”的夹击。

展会：我不做常规博览会

去年秦思源接手“上海当代”艺术总监的职位，确立了“三足鼎立”的结构模式：一，画廊；二，“发现”单元；三，亚太收藏家发展计划，简称CDP。事实上，后两个部分才是“上海当代”的核心竞争力。

秦思源本人对于循规蹈矩做一个常规艺博会没有热情：“标准的艺术博览会形式就是一个画廊一个画廊拼凑在一起，当然这种做法没有问题，但不是我想要的。我觉得一般博览会只有一个话题：有哪些画廊参加？市场销售怎么样？然后就完了，基本上只有这些报道。如果有著名画廊参加，报道就比较多，没有的话就没什么可说的。画廊交点钱，弄点新闻稿，然后就完了。我觉得博览会在中国如果只有这么一个角色那就太可怜了。”他说“发现”单元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策划出来的、有主题的大型重量级展览”，配合论坛与讲座，让“上海当代”至少从去年开始，成为一个主题性非常鲜明的艺博会。很明显，秦思源的思路是不走兼收并蓄无所不包的“大”，而行有的放矢目标明确的“特”。

这一思路在去年被证实成功。去年上海当代的主题是讨论“当代艺术到底是什么”，其“发现”单元展示了一大批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不仅如此，策划者堪称煞费苦心。比如：阿尔巴尼亚艺术家Anri Sala的录像作品《Intervista》，将镜头对准曾任阿尔巴尼亚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积极分子的母亲。小刘韡的大型装置《厨房》，还原了1959年7月24日尼克松与赫鲁晓夫在美国国家博览会上一个厨房用具展台前关于物质生活与意识形态的著名辩论，巧合的是，《厨房》正放置在苏式建筑上海展览中心的展厅里。Anri Sala的作品和小刘韡的作品被安排成一个“对脸儿”，在他们中间，是保加利亚艺术大师内特科·索拉科夫的行为艺术，不停的把一面墙刷成黑色，再刷成白色，再刷成黑色……这一组作品的选择和布置，显然具有强烈的策划性。曾在现场亲自做过导览的秦思源觉得可惜的是：很多观众未必能够领悟和玩味到其中深意，“大家只看到这个作品不错、那个作品不错，然后就完了”。

今年“上海当代”依旧延续去年的结构格局，针对秦思源在上届展会中感受到的问题——过于强调学术性、“发现”抢占了画廊的风头，用秦思源的话来说：“去年艺术家们普遍喜欢这个展览，但是衡量一个博览会成败的标准是什么？肯定不仅是学术，不是说艺术家们普遍叫好那我们赔钱就没关系了。”有鉴于此，三个策展人秦思源、徐文瑞和Mami Kataoka经过讨论决定，这次干脆把价值问题直接抛出来，主题就定为“价值重构”，所以今年，“上海当代”呈现的面貌很可能是：这头画廊在买卖，那一头26个艺术家在“发现”单元里用作品表达他们对“价值”的深度思索和疑问，另一头批评家们在论坛里分析与价值有关的种种现象包括怪象，再一头还有收藏家们的口味和购买趋向。几乎是全盘展示当代艺术里纷纭的价值生态，让本届“上海当代”成为一个从商业立场切入、同时又从各个角度条分缕析般进行解剖的展会。

如此思维的维度，从根本上引导“上海当代“成为了一个有立场的展会。即便它是个摊儿，也不打算什么都卖，甚至也未必打算什么好卖就卖什么。秦思源说：“价值问题是亚洲当代艺术的普遍问题，不光是在中国。为什么拍卖行的权利比二级市场大得多？是什么因素导致的？为什么在亚洲更容易相信价钱是衡量作品的标准？价钱高，艺术家就好；价钱低，艺术家就不好。这种价值判断在艺术家那里又导致了什么？我觉得一个博览会有这个责任和立场去展示它、解剖它，甚至质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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