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合制度十年观察：农民看病告别“全自费时代”
2.政府承担主要筹资责任
“小病拖，大病扛，实在不行见阎王。”这曾是我国农民的真实写照。
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全国有45.8%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就诊，30.3%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住院，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把传统合作医疗作为解决农民健康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农民与乡村集体共同出资，通过互助共济来解决“小伤小病”等健康问题。
20世纪80年代，由于集体经济逐渐解体，加上筹资水平低、制度本身存在缺陷，传统合作医疗开始出现大面积滑坡，农民看病只能依靠自费，城乡居民健康差距扩大。
20世纪90年代，政府提出了“恢复和重建”合作医疗制度。但是，大部分试点无果而终。主要原因是，政府坚持“筹资以个人为主，集体扶持，政府适当支持”。实际上，相当多的县乡财政是“吃饭财政”，难以支持农民医疗保障；乡村集体经济脆弱，无力扶持农民医疗保障。结果，担子最后还是压在了农民自己肩上，农民戏称是“春办秋黄”。到1998年，传统合作医疗覆盖农村人口比重只有6.57%，而且水平很低，绝大多数农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
吸取两起两落的教训， 2002年10月，我国提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与传统合作医疗比较，新农合制度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筹资以政府补助为主；二是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自愿参加；三是以县为单位统筹基金管理；四是以大病报销为主；五是同步推进农村医疗救助制度。
2003年，各级政府对新农合的人均补助标准为20元，农民每人缴纳10元，人均筹资标准仅为30元。在历史上，这是政府第一次为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问题而承担直接筹资责任。
“30元就能解决农民的看病问题？当时，很多人都抱着怀疑的态度。由于新农合的‘蛋糕’太小，很多人都认为难成气候，甚至当成笑话。”卫生部新农合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汪早立说。
然而，新农合制度的生命力似乎超过了常人的想象力。目前，新农合基金的80%是由政府投入，财政资金已成为新农合基金的主要来源。2011年，各级政府对新农合的人均补助标准提高到200元，农民每人交纳50元，新农合筹资标准达到250元左右。2012年，各级政府对新农合的人均补助标准将提高到240元，新农合筹资标准达到290元。
“十年来，新农合制度之所以蓬勃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持农民自愿参加，尊重农民意愿，真正做到为民、利民、便民。”汪早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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