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医生真的不容易 属于典型的“高压族”

2012年08月24日 11:55
来源：人民网-健康时报 作者：戴志悦 郑帆影 杨绪军 李凯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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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要“被举证”

“你从没有在世界其他地方听说过有患者拿刀砍医生，这是中国特有。”一位医生如是说。嫁给医生，你要随时等待着他被告上法庭的那一天。

随着医疗费用的上涨，医护人员已经开始代社会医疗制度受过，民众把对社会医疗体制的抱怨、焦虑转到医生身上。医患之间互不信任，当病情变化时，他们往往第一反应是，是不是手术做错了，甚至用设备监视医生的行为，比如摄像机、照相机、录音笔等为了告状准备证据。

这种压力甚至导致了医生在处理问题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为当出现医疗纠纷时，法律上采取的是“举证倒置”，即医疗方要拿出证据自证清白。5月8日，河南南阳医专附属第二医院28岁的女医生在无奈之下，选择了以自杀“自证清白”。

当医生，每天都在小心翼翼，特别是肿瘤医院，生怕哪一句话说错了。一位著名肿瘤科医生说，特别在意自己的说话的语气，比如说肿瘤，就说成“长个东西”，转移说成“跑到肝上了”，做肛查时说把裤子“退下来”，而不是“脱裤子”，要开刀动手术，就说“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拿出去”或我们把这段肠子“截一段”。在他看来，语言的确是一门艺术。

急诊科是高风险、高强度的科室，医患纠纷向来多。急诊医生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对急重病人做出诊断、抢救和治疗，还要向家属解释病情，由于病人数量多、病情急重，医生往往先抢救病人，没有时间向家属反复详细的解释病情，这常常是家属投诉的原因。更有甚者，只要患者出现病情变化，就说成是医生、护士的责任。儿童急诊科更是如此。在记者采访期间，高恒淼主任就一直在处理一起医患纠纷。孩子来时，发烧、头痛、呕吐，精神很差，后来出现大小便异常，不排除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也就是脑、脊髓或脑膜的感染和炎症，经头颅CT检查、腰穿和脊髓核磁检查诊断为脊髓炎。经过治疗，孩子好了，但家长不干了，说脊髓炎是做腰穿做坏了的，要医院赔，还威胁说，“我知道你们医院所有领导的电话，不给解决就挨个打。”

高主任说，经过调查，做腰穿的医生没有任何失误，但当他通知当事医生时，这个已工作十年的医生仍然非常紧张。

同样是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四年前接诊了一个病情危重的脑炎患儿，虽然当时告诉家属，即使积极抢救治疗，仍有极大可能死亡或存活后出现生活不能自理等严重后遗症，家属也在病情通知书上签字确认，但家属还是决定试一下。当患儿存活并且生活不能自理后，家属却不干了，说医院给治坏了。于是做了医疗事故鉴定又做司法鉴定，官司从初级人民法院打到中级人民法院，虽然两次鉴定及两级法院均认为除初诊医生由于过于忙碌，在第一次和家长沟通时交待病情不够细致外，不存在其他任何过失。家属仍不甘心，于是就在医院门口摆了个摊儿，让孩子坐在轮椅上，挂上横幅，成了医院的“钉子户”。

这种尴尬在北京肿瘤医院某著名专家那里也常遇到。他在微博中讲了一个故事：今天很纠结，一位直肠癌复发，侵及盆腔附件的患者，36岁，让她去放疗，效果不佳。非让我给她手术，我说手术风险很大并发症多，家属和病人都坚持。最后病人丈夫一句话：大夫，我们的孩子太小，您不做我们就等死了，说着丈夫的眼圈湿润了。我曾有这样经历，好心但出了并发症家属立即翻脸!纠结纠结。

他还说，“做医生不求有功但求少过，常在河边走，尽量少湿鞋。我们真的不希望当病人的救星，因为我们没那么大的本事。手术成功您别跪地磕头，不成功也别大打出手。都是普通人，我们和您一样希望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累点不怕，苦点无妨，大难中我不是天使，现实眼下别叫我白狼，我只是医生。”

“每个医务工作者都苦，可有几个病人能体谅？而且病人的情绪我们易懂，又有几个病人懂得我们。我们只是想付出之后得到点尊重，得到一个带笑的谢意。我们亦是人，亦有感情，不希望在自己温柔态度后得到一个不屑的眼神。”成都自杀女医生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