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世独立撒丁岛 寻远离意大利本土的童年

2011年11月22日 11:04
来源：《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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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我是在回国许久后，才意识到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这个貌似在高中历史教材中出现过的名字，与某日下午在撒丁腹地走进的那所房子之间的联系。“Gramsci，是一百年前的一位著名左翼记者，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卡罗在路上给我介绍这个陌生的意大利名字。

葛兰西故居的墙上写着他从狱中写给母亲的家书

即便是周六下午，吉拉扎镇(Ghilarza)也冷清得可以。如若商店全拉下卷帘门，遮住里面的手机和家用电器，镇上将是一副凝固了百年的景象。这里的居民彼此认识，猫猫狗狗们都有着自己定向的轨道，咖啡店主慢条斯理地弄好一杯卡布奇诺后，与亲戚般的顾客和对面洗衣房的店主交换些极其“重要”的新闻，重要到足以在附近浩淼的Omodeo人工湖(它曾是全欧最大的人造盆地)上激起涟漪的新闻，比方说，纪念撒丁守护神的Sant’Efisio节日中哪家人不能来了，谁家20岁的老姑娘总算要嫁出去了。

可就是在这么一个时钟都已停转的死气沉沉的小镇，在惟一的主干道Umberto大街上一所不起眼的两层小房子里，在法西斯主义开始酝酿并将无孔不入的19世纪末，闭塞之野的一个男孩，竟然逐渐形成坚定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葛兰西儿时的卧室

7岁时，葛兰西和他的6个兄弟姐妹随父母从北部来到吉拉扎镇，他的父亲是房产登记员。小学刚毕业，葛兰西就因家境困难而辍学。“我的造反本能从儿童时代就针对富人，我各门功课都很优秀，却不能继续学习”，葛兰西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少年时代，已经初步形成阶层意识的他开始阅读《前进报》等社会主义报刊，17岁在卡利亚里接触到马克思的著作后，他旋即建立起自己在社会经济问题上的独特观点。和那个年代所有的进步知识分子一样，离别故土后，学业和社会工作让年轻的葛兰西与旧体制进一步决裂。意共与中共一样成立于1921年，随后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就篡夺了国家政权，葛兰西成了逮捕令上的头号人物，并在1926年末入狱。“我们要使这个头脑20年不能工作”，在检察长的这番诅咒中，这个无比强大的头脑还坚持运转了11年，直到最终这颗头颅再也带不动在牢狱中拖垮的躯体。葛兰西于1937年4月去世，年仅46岁。

这所两层的小房子，除了陈列葛兰西一家在吉拉扎生活时的物件，还展示了大量宝贵的书信，有的来自他被捕入狱前的《火与玫瑰》，有的来自《狱中书简》。客厅的正面墙壁上，是一封写给母亲的信：

“谢谢您寄给我的钱，我应该可以为圣诞节买来一片潘娜托尼面包，就像您直接喂到我嘴边一样。当然，我更想尝到一大盘家乡的方形饺……妈妈，原谅儿子不能留在身边孝顺，甚至很可能这一辈子都无法再与您见面，我知道您也无法理解儿子为之奋斗的那些理想，可是……”

无论历史如何开着荒诞的玩笑，激情澎湃的年代总能为这个选择遗忘的世界留住那些最光辉的理想瞬间。卡罗和丽塔小心翼翼地检视并消化着凝于葛兰西故居的这些瞬间。连贝卢斯科尼名字都不愿听到的这对夫妇，其实有着温和的中左意识形态，“因为天主教的信仰，或许我与共产党无缘，但我认为自己是一名社会主义者，我们理应有一个互助友爱的理想社会。”

101岁的老共产党员Mu先生，总在追忆他的那些女人们摄影/郑淇

次日黄昏，卡罗带我去以居民长寿著称的Arzachena镇，拜访了101岁的Pasqualino Mu先生。万万没想到，这位老先生就是共产党员，而且在去年百岁时的公开演讲后，还缴了上一年的党费呢。

Mu先生的助听器坏了，正送去店里维修，所以跟卡罗聊天时，不得不让一旁的孙媳扯开嗓门大声叫唤，另一边的漂亮的曾孙女对此早就习以为常，跟小猫在沙发上做着游戏。老先生表达欲很强，如若不是卡罗需要替我翻译成英文，偶尔甚至需要孙媳从撒丁土语先进行一番翻译，Mu的嘴是不会停下的：

“我从来没有过子女，(等等，房间里的孙媳和曾孙女是怎么回事？)我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持续了没多长时间，第二次妻子因太高龄而无法生育。不过我说没有子女，只不过是法律意义上的。年轻时我有过太多的女人了，都搞不准究竟有几个血缘意义上的子女，但其中的一位非婚生女儿后来找到了我，这位帮着翻译的女士，正是那女儿的儿媳。

有故事的地方

“我1910年出生于Berchidda山村，那时骑马到这镇上都得3小时，一次不慎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在脑门上留下了这道疤痕。那时的撒丁是个非常和睦的社会，穷人家如果孩子太多负担不过来，就会送给有能力的家庭抚养，对方也会像对待自家宝贝一样拉扯他们长大，完全没有亲生和领养的差别，这在宗教和社会上都是广为接纳的好事，公有制社会也就应当这样吧。我在7岁时失去双亲，有着400亩土地的叔叔就让我去帮忙照看他那443头山羊。

“20岁时，我搬到Arzachena镇，在铁道上工作，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是在1929年7月7日那天，我们落下了第一段枕木。在二战时期，即便是意大利这样的法西斯国家，也还能坚持失去双亲的年轻人无需上战场的原则，那阵的撒丁北部几乎不受战火波及，村里日子过得反倒比城里宽裕。当然，作为军需运输需求的铁路上，也还是比较紧缺，很多工友只能分享定量供应的面包和蔬菜。

“干了18年，我因为抽烟太多以及铁道上的粉尘，造成呼吸道不畅，就停薪留职，等到1950年得以正式退休并获得一笔抚恤金。医生曾告诉我‘你想戒烟，没指望了’。结果，我从第二天开始到现在，60年过去了，还真就再没碰过烟，这或许就是典型的撒丁脾气吧。1952年我开了镇上最早的综合性商场，当时以经营服装为主，1980年，还因诚信经营，被罗马主流报纸《信使报》颁了奖状。我从小就爱打猎，退休后有了大把时间，跑遍整个撒丁岛和意大利本土去狩猎，直至1993年，我都是当地狩猎协会的主席。

曾孙女见证着猫儿和Mu先生一道变老摄影/郑淇

“要说我长寿的秘密，除了成功戒烟之外，或许还因午晚餐都来那么点适量的红酒，以及和坚持吃草(卡罗说他也搞不清，但确信不是说沙拉)有关。现在这所房子里，没什么东西比我老，镇上倒是还有一个比我还大一岁的老友，只要助听器好着，我们还经常见面聊天。我可以不戴眼镜读报纸，更值得自夸的，是这口牙齿，从没看过牙医。”

末了，Mu先生还非要来一番简短有力的人生总结：“我这辈子，最大的两个爱好，一是打猎，二是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