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堕胎”三问:是否合法 如何定罪 能否赔偿

2012年07月02日 11:27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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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强制堕胎能否获得赔偿

政府工作人员强制孕妇堕胎，虽然是执行其职务的行为，但如前所述，属于违法执行职务行为，既非法剥夺了公民人身自由，也造成公民身体受到伤害，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条的规定，相应的行政机关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按照该法第7条的规定，一般应由实施侵权行为工作人员的单位承担赔偿，以某强制堕胎事件为例，由于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实施的强制堕胎行为，则应由镇政府来承担赔偿责任。

从宪法角度审视相关制度

计划生育本身符合宪法第25条的规定，因此具有合宪性，但并非意味着实施计划生育的所有政策措施都是合宪的。

首先，宪法第37条和第38条分别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其人民自由而尊严地生活。生育是人类自我繁衍的方式，是人类得以发展的方式，属于应由公民自由决定的范畴，国家本无权干涉。任何计划生育政策与措施，都应受到严格标准的违宪审查，即政府有义务向公民解释具体某项计划生育政策虽导致对公民自由的侵犯但因重大利益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比如对于国家计生委颁布的《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涉及维护社会性别平等与均衡出生，是政府应维护的重大利益，即使该规定存在对于个人自由的侵犯，我认为仍然是合宪的。其他的措施也应如此逐一检视。

其次，按照宪法第25条的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计划生育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其目的是为了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那么所有的计划生育措施都应该接受这一目的的审查。宪法制定的时代是上世纪80年代，是经济不发达、社会不富裕的时代，人口众多对于有限社会资源存在争夺，因此宪法规定了计划生育政策，意图限制人口，缓解资源压力。但是在制定该宪法30年后，随着经济的巨大发展与社会的深刻变化，有必要重新审视相关制度。比如，近来经济学家的研究证明，“人口红利”逐步在丧失，劳动力短缺可能成为我国不得不面对的新的社会问题，那么政府有责任说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生育政策来适应经济与社会的变化？是否应该从过去的限制生育转为鼓励生育？（顺便说一句：鼓励生育也是计划生育）。

结语：生命的意义

堕胎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是公众广泛关注的问题。对于堕胎问题的关注程度，往往能够体现对于人生命的尊重程度。在欧洲，由于天主教的传统，部分国家仍然禁止自愿堕胎（更遑论强制堕胎），以英国为例，1803年通过《妇女堕胎法案》将堕胎视为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死刑；1929年通过《婴儿保护法》，将堕胎视为杀婴，禁止结束任何可能活存的胎儿的生命；1967年，为保护妇女权利制定了《堕胎法》，允许有条件的堕胎行为；1990年在《人类受精和胚胎法》放宽堕胎的规定。而法国《刑法典》直到1975年才将堕胎除罪化。至于天主教国家爱尔兰则是在宪法中明确禁止堕胎，直到1992年通过公民投票，允许妇女到国外堕胎。瑞士在1937年制定《禁止堕胎法》后，堕胎被认定为犯罪行为，该法一直被严厉地执行，瑞士每年有13万妇女在境外或者非法堕胎，直到2002年才通过公民投票将堕胎除罪化。

在美国，堕胎一直是引发美国社会分裂的问题，在1973年“Roe v.Wade”案后，美国社会就分为两派：有限度支持妇女堕胎和绝对禁止妇女堕胎，这种社会分裂主要是基于对人的权利认识上的差别：有限度支持妇女堕胎的人认为妇女享有决定自己身体的自由权，应该是属于“Griswold v.Connecticut（1965）”所确定的“隐私权”的范畴，受到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保护；而主张绝对禁止妇女堕胎的人则认为胎儿应该享有生命权，怀孕是上帝的礼物，生命始于受孕，《联邦宪法》所定义的“人（Person）”包括胎儿，因此政府有责任在妇女整个妊娠过程中保护胎儿的生命，这是政府不能拒绝的国家利益，非经正当法律程序剥夺胎儿生命同样也是为联邦宪法第14修正案所禁止的行为。

对此，中国社会是否也应理性反思呢？